现在，刘汉英和左文录等人就这么怀着一腔极其复杂的表情，面无表情地不雅看着第七十九大队的操练。这是一种奇特的操练方法。三百多个官兵端枪拼刺，曾经练过两个多时辰了，全都是一个单纯的动作，那就是势不成当地往前猛刺，出如脱兔，支若归龙，一遍又一遍，一动比一动凶猛。三百多人在两个多时辰的操练中，竟然没有吼出一声，没有像其他队伍那样会爆发出冲呀杀呀的叫喊。
按照凡是经验，操练刺杀这种动作是要伴之以吼声的，那是一种遏制不住的发自肺腑的膛音。可是七十九大队没有，他们的膛音呢，他们的那一股澎湃的杀气到哪儿去了呢？注视良久，刘汉英仿佛大白了——他们的吼声全都像惊雷一样滚动在心底。从他们那些绷紧了的紫铜色的脸膛上，从他们那恨不得戳破山峦的冲刺中，从他们那喷着火焰的眼光中，刘汉英惊悸地看睹了一种他并不陌生的东西——仇恨。
仇——恨？
是的，是仇恨。如果不是仇恨，一支部队不会如此沉默；如果不是仇恨，一支部队不会如此凶猛；如果不是仇恨，一支部队不会如此坚固如凝。作为军人，刘汉英比别人更清楚地晓得，军队确实是太必要仇恨了，没有仇恨的军队是不能打败仗的。仇恨，往往是一支战斗部队的灵魂，是带领他们踏入死亡地带穿越枪林弹雨的旗帜。仇恨就是军队的宗教。
而七十九大队的仇恨，尤其是石云彪、莫干山心中的仇恨，是巨大的。
刘汉英大白无误地看睹了，在这三百多人的队伍里，就有同样端着蛇矛杀气腾腾的石云彪和莫干山，甚至还有前不久才从军的马尚善、陈墨涵和王西村之流的新成员，那些年青的脸上竟然也被铸进了仇恨的颜色。
在刘汉英的印象中，石云彪、莫干山以及七十九大队的中队长和班排长们，仿佛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他们的士兵之中。就是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向七十九大队的士兵们灌输着那种可贵而又可怖的东西——仇和恨。
白驹过隙，斗转星移，老兵们成了中坚，新兵们成了老兵，而把他们凝固在一起的那种仇恨的精神却丝缕相传，永恒不死。于是，七十九大队成了一支真正具有仇恨的部队。真正具有仇恨的部队是蔑视一切的，可杀而不成辱。
况且，七十九大队还有一套共同的自成体系的治军方略呢。
刘汉英曾经对石云彪、莫干山等人的根底作过研究。原七十九军几乎没有黄埔系军官，就连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也凤毛麟角。但是这支军队有一个奇异的特点，那就是连以上军官都要读戚继光的《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营以上军官要能背诵某些篇章，团至军的军官要生读孔明的《将苑》。在非战斗情形下，每个月要会合上一次大课。
两个月前，刘汉英去七十九大队巡查，远远望去明晃晃的一片，那是刮了光头的莫干山带着同样刮了光头的排以上军官们正在摇头晃脑地背诵——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生，将不言饥；军器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
刘汉英当时颇不以为然，鄙夷地认为这是生搬硬套古人的治军原则，既呆板拘泥又充满了酸腐气。但是不久之后刘汉英就发明自己错了。
七十九军的这些人，不相信党国领袖而偏偏敬重于传统将道。原军长武培梅经常对部属讲述“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深入人心的。无论是武培梅还是师长旅长们，直到石云彪莫干山之辈，莫不与士兵同餐共饮。反复的灌输加上军官自身行为的影响，使部队形成了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曾经蒙奇天大冤至今仍然满腔悲愤，又使得七十九军的残部心净如水励精图治。
从支编为七十九大队至今，刘汉英没有发明七十九大队有一名军官贪饷，没有发明七十九大队有一名官兵抽大烟，没有发明七十九大队有一名官兵嫖娼赌博。刘汉英所睹到的最多的是石云彪和莫干山跟士兵们蹲在一起吃饭。石云彪有一句口头禅——士兵吃肉，军官吃菜；士兵吃干，军官吃稀；士兵吃稀，军官喝水。
这太可怕了。
这样一支部队，就像一只铁桶，被一种卓越的精神箍紧了。他们有仇恨，他们的心中有淤血的郁结。只要你不把东条山事变的真相说清楚，只要他们的仇恨依然在怀，部结依然在胸，那么他们就不成能与你同心同德。
为什么要沉默呢？沉默不是默认，不是说吐下一口热血就冷却了。打脱门牙和血吞，不是白吞的。沉默得越久，压抑得越深，最终爆发出来的仇恨的力量就会越大。作为凹凸山地区的军政最高长官，刘汉英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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